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的翻译，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翻译

自责以备谓之明，责人以备谓之惑翻译：用全面(的标准)要求自己，叫做明智;用全面(的标准)要求别人，叫做糊涂。该句出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学著作《春秋繁露》。《春秋繁露》推崇公羊学，发挥“春秋大一统”之旨，阐述了以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-神学理论，宣扬“性三品”的人性论、“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”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，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《春秋》之所治，人与我也。所以治人与我者，仁与义也。以仁安人，以义正我。仁之于人，义之于我者，不可不察也。众人不察，乃反以仁宽己，而以义设人，逆其理，鲜不乱矣。莫欲乱，而大抵常乱，以暗于人我之分，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。是故《春秋》为仁义法，仁之法在爱人，不在爱我;义之法在正我，不在正人。我不自正，虽能正人，弗为义;人不被其爱，虽厚自爱，不为仁。

仁者，爱人也。昔者晋灵公杀庖厨以善饮食，非不厚自爱也，然而不得为淑人者，不爱人也。不爱，奚足谓仁?兵已加焉，乃往救之，则《春秋》弗美。未至，豫备之，则美之，善其救害之先也。夫救早而先之，则害无由起，而天下无害矣。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，《春秋》之志也。其至明矣。是以知明先，而仁厚远。故王者爱及四夷，霸者爱及诸侯，安者爱及封内，危者爱及旁侧，亡者爱及独身。独身者，虽立天子诸侯之位，一夫之人耳，无臣民之用矣。如此者，莫之亡而自亡也。故曰：仁者爱人，不在爱我，此其法也。

义者，非谓正人，谓正我也。虽有乱世枉上，莫不欲正人。奚谓义?昔者楚灵王讨陈蔡之贼，非不能正人也，而《春秋》弗与，不得为义者，以其身不正也。潞子之于诸侯，无所能正，《春秋》谓之有义，以其身正也。故曰：义在正我，不在正人，此其法也。

是义与仁殊。爱在人，谓之仁;义在我，谓之义。君子求仁义之别，然后辨乎内外之分。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，据礼以劝福;外治推恩以广施，宽制以容众。《春秋》刺上之过，而矜下之苦。以仁治人，义治我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此之谓也。故求诸己，谓之厚;求诸人，谓之薄。自责以备，谓之明;责人以备，谓之惑。是故以自治之法治人，是居上不宽也;以治人之法自治，是为礼不敬也。居上不宽，则伤厚而民弗亲;为礼不敬，则伤行而民弗尊。弗亲则弗信，弗尊则弗敬。仁义之处可无论乎?虽有天下之至味，弗嚼，弗知其旨也;虽有圣人之至道，弗论，不知其义。

《春秋》研究的，是别人和自己(的关系)。用来研究别人和自己(之间关系)的，是仁和义。用仁安定别人，用义端正自己。仁对于别人(的作用)，义对于自己的作用，是不可以不明察的。许多人不明察(这一点)，竟然反过来用仁宽待自己，用义要求别人，违背了这个道理，(社会)少有不混乱的。没有人愿意混乱，(社会)却大多常常混乱，是因为不明白别人和自己的分别，不明白仁义(分别施用)在何处。所以《春秋》提出仁义的法则，仁的法则在于爱别人，不在于爱自己;义的法则在于端正自己，不在于端正别人。自己不端正，即使能够端正别人，也不能称为义;别人没有蒙受他的爱，即使(他)非常爱自己，也不能称为仁。

仁，就是爱别人。从前，晋灵公杀厨子来改善饮食，并非不厚爱自己，这样却不能算是善良的人，是因为(他)不爱别人。不爱(人)，哪里值得称为仁呢?敌人已经来攻打了，才去救他，那么《春秋》就不赞美(这种做法)。(敌人)没到(的时候)，预先防备，(《春秋》)就赞美他，赞美他能事先预防祸害。在(祸害产生)之前就先预防，那么祸害就无从产生，天下就没有祸害了。观察事物的发展，事先发现它的苗头，把祸乱消灭在将要发生而没有成形的时候，(这)是《春秋》的思想。这(智慧)极高明啊。所以智慧高明能预先(知道事物的发展)，仁爱就能更深远。所以称王的人仁爱惠及四方夷狄，称霸的人仁爱惠及诸侯，能安定(国家)的人仁爱惠及本国，使(国家)危急的人(只)爱身旁的人，使(国家)灭亡的人(只)爱自己。(只爱)自己的人，即使处在天子、诸侯的位置，(也只不过)是独夫罢了，没有臣民让他差遣。像这样的人，没有人灭亡他，他自己(也会)灭亡。所以说：仁是爱别人，不在于爱自己，这就是仁的法则。

义，不是端正别人，而是端正自己。即使是乱世中的邪曲不正的君主，没有人不想端正别人。哪里算是义呢?从前，楚灵王讨伐陈国、蔡国的叛贼，不是不能端正别人，但是《春秋》并不赞许，不能称他为义，是因为他自身不端正。潞子对于诸侯，不能端正什么，《春秋》(却)称他有义，是因为他自身端正。所以说：义在于端正自己，不在于端正别人，这就是义的法则。

这就是义和仁的不同。爱用在别人(身上)，叫做仁;义(用在)自己(身上)，叫做义。君子寻求仁和义的区别，这之后辨明对自己与对别人的区别。所以要求自己就要依据道理来端正自身，依据礼的规矩(行事)来求得幸福;对待别人，扩大恩施、广布恩惠，用宽容的原则来容纳众人。《春秋》指责居上位者的过错，怜惜下层百姓的疾苦。用仁(的法则)对待别人，用义(的法则)对待自己，对自己(的过错)严厉(地责备)而轻微地责备别人(的过失)，说的就是这个。所以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叫做宽厚;对别人要求严格，叫做刻薄。用全面(的标准)要求自己，叫做明智;用全面(的标准)要求别人，叫做糊涂。所以用要求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，这是居上位却不宽容;用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这是执行礼制不恭敬。居上位不宽容，就损害了宽厚(的德行)，百姓就不会亲近;执行礼制不恭敬，就损害了品行，百姓就不会尊重。(百姓)不亲近就不会相信(他)，(百姓)不尊重就不会敬畏(他)。仁义的分别可以不思考吗?即使有天下最好的食物，不咀嚼，就不知道它的美味;即使有圣人最高明的道理，不思考，就不知道它的意义。

董仲舒(公元前179年-前104年)，广川(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)人，西汉哲学家。汉景帝时任博士，讲授《公羊春秋》。汉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)，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，董仲舒在著名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，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，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，深得汉武帝的赞赏，系统地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大一统”学说和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”、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，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，影响长达两千多年。